在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，便学会了母亲教我的《游子吟》: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；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；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……我想是母亲总是认为，女大不中留，孩子大了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她的。记忆里，母亲坐在门槛上剥豆，青的豆，白的碗，灰的布衫。她手指粗短，却极灵活，豆荚一捏，豆子便蹦出来，骨碌碌滚进碗里。

我幼时见她如此，少年年见她如此，而今白发上头，她依然如此。只是那手指愈发皱了，像老树的根，盘曲在豆荚间。她向来少言，只偶尔抬头，望一望天，又低头劳作。

村东头的二婶说她“劳碌命”，母亲听了，也不过是嘴角微微一动，仍旧剥她的豆。我想，她大约是不信的，或者信了也无所谓。横竖日子总要过下去，豆子总要剥出来下锅。

那年夏天她病了，躺在床上，眼睛却盯着桌上的豆荚。我晓得她心思，便取来放在她手边。她手指动了动，终究没能捏开那豆荚。我背过身去，听见极轻的一声叹。

今春她好了，又坐在老地方剥豆。阳光斜斜地切过她满头的花白头发，在灰布衫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家里的“小白”跑来，蹭她的腿。她掰了半块饼子丢给它。

我想，母亲大约就是这样的存在——不言不语地活，不言不语地给予，最后也将不言不语地离去。而世界少了这样一个人，大约就像碗里少了一粒豆，谁也不会察觉罢了！